ag环亚娱乐最具公信_译论|胡卫伟:明末清初传教士科学翻译之社会学考察——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

2020-01-11 15:08:15作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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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环亚娱乐最具公信,本文来源:《上海翻译》2019年第1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本文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 结合其中的场域、资本和惯习概念, 考察了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来华传教士科学翻译实践活动, 揭示了其背后的各种权力关系, 认为科学翻译是传教士进入宗教场域的手段以及和中国传统儒释道争夺宗教场域内资本的工具, 原文本选择是外在场域力量和传教士内在资本惯习相互适配的结果, 归化和顺应策略是传教士“再结构化”了的惯习的外化, 对原文本的操纵是传教士在科学翻译场域中权力的表征, 传教士科学翻译活动至少在学术和思想两个层面对明末清初时期社会重构施加了影响, 也为明末清初传教士科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传教士; 科学翻译; 场域; 资本; 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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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有一场大公案, 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 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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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传统哲学和社会学研究都深陷于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泥潭之中, 为了克服和超越这些二元对立,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 利用社会实践的中介性, 使得实践中主客观因素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可能 (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这些位置是由其占据者在权力 (或资本) 的分布结构中当前或潜在的境况所决定的……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 (支配、从属、对应关系等) ” (

根据邵璐 (2011:125-126) 的观点, 布迪厄是在60年代中期翻译帕诺夫斯基 (panofsky) 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主义》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时最初使用了“惯习”这一概念。布迪厄认为, 惯习指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 是一些已结构化的结构 (structured structure) , 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 (structuring structure) 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 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 ……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果” (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源自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但不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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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 由于新教的创立, 罗马旧教 (天主教) 在欧洲大受打击, 便开始向东扩展, 往中国派遣传教士。但直到16世纪末, 以罗明坚和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才陆续得以成功地进入中国。他们在华传教期间将大量的西方科学书籍译成汉语。据

传教士, 顾名思义, 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己任, 但他们为什么要从事和传教活动关联不大的科学翻译活动呢?从场域理论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目的场域是中国的宗教场域, 为什么要进入翻译场域呢?

根据“场域”理论, 整个社会场域由许多子场域组成, 这些子场域相互关联、相对独立, 其相对独立性表现为每个子场域都有自己特定的规则和运转逻辑, 这种独立性被布迪厄称为“场域的‘折射效果’ (effect of refraction) ” (

在进入了中国宗教场域后, 传教士们开始大规模地和中国士大夫合作进行科学翻译, 但此时他们翻译的动机已有所改变。在当时的中国宗教场域中, 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中国传统儒教, 其次是佛教和道教, 而天主教作为一个刚进入场域的“他者”, 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 所以此时传教士从事科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天主教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争夺资本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资本看成信徒资源) , 从而改变天主教在中国宗教场域中的位置, 使其往中心位置靠拢, 直至夺取中心位置。

可见, 传教士最初是把翻译作为一种通往宗教场域的手段, 后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帮助天主教和中国儒释道争夺宗教场域内资本的工具。一言蔽之, 传教士从事科学翻译的目的是为其传教服务, 他们是为了传教而译, 而非为了科学而译, 翻译是手段, 传教是目的。

“和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一样, 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 其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都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 (

首先, 其原本的选择是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支配力量的显现。在谈到该如何对场域进行分析时, 布迪厄说首先“必须分析该场域和权力场域的位置关系” (

其次, 传教士们拥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为科学翻译原本选择提供了客观支撑。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们虽然来自欧洲不同的国家,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在被东派传教之前都在本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大部分传教士都曾就读于欧洲耶稣会学校或神学院, 接受了哲学、神学和科学教育, 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和科学知识基础, 培养了科学惯习。他们中有的掌握了几门欧洲语言, 如利玛窦和邓玉函都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葡萄牙语;有的在来华之前已经享誉欧洲科学界, 如汤若望和邓玉函都是罗马“灵采研究院”院士, 其中邓玉函还是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好友。另外, 他们在来华后广交像徐光启、李之藻等深谙科学知识的有识之士, 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正是他们在来华前所积累的丰厚的语言和科学文化资本和来华后积累的社会资本才使得翻译场域能够满足权力场域对原本选择之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传教士科学翻译原本选择可以说是外在场域力量和内在译者资本互相适配的结果。

传教士科学翻译经历了前期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和后期传教士“独立翻译”两个阶段, 这种翻译模式的变化是随着传教士文化资本结构变化而产生的。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 翻译要求译者具备多方面的能力, 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和翻译职业化的发展, 翻译对译者的要求越来越高。鉴于传教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 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但无论如何, 要进行科学翻译, 传教士们至少要做到“懂双语再加上通‘专门之学’, 才能算是具备了译者基本资格” (

这种“口述+笔受”式的合作翻译模式一直延续到清初。到清康熙年间, 有些传教士, 如汤若望和南怀仁等已经可以开始独立进行科学翻译了。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多年和士大夫们的合作翻译, 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丰厚的汉语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是许多科学术语已经有固定的译法, 加上有前传教士们编撰的汉语词典可资利用, 这在客观上降低了翻译的难度。

总体而言, 传教士的科学翻译策略可以归纳为归化和顺应。如利玛窦在翻译世界地图中的星球名称时, 未按拉丁文的本意翻译, 而是依中国的“五行”说, 将他们分别译成“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

另外, 传教士在科学翻译中还存在操纵原文本现象, 具体表现为在翻译时肆意添加原文所不含的宗教内容。如利玛窦在翻译世界地图过程中, “当描述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 他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 (

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作的序中曾写道:“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 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

首先在学术层面, 科学翻译首次大规模地将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引入中国, 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纯化。长期以来, 中国传统科学在各学科内都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一些占验内容, 如天文学中的占星术和地理学中的风水术等, 使得中国传统科学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西方科学的传入, 以其内容上的客观性、功能上的有效性和形式上的系统性、精确性等优秀品质为中国传统科学树立了榜样” (

其次在思想层面, 科学翻译把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引介到中国, 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重直觉、轻实践, 重伦理道德、轻自然技术的局面, 改变了中国人的一些基本观念。如科学翻译中地理学书籍的译入改变了中国人一向持有的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 开启了他们的“世界意识”。

从“场域”理论来看, 科学翻译构建了中国科学翻译场域, 拓宽了中国科学场域的疆域, 增加了场域内行动者的科学文化资本, 培养了行动者的科学惯习, 这种科学惯习又反过来引导行动者在更大的社会场域内开展科学实践, 进行科学再生产, 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在科学领域内的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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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一项古老的人类活动, 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我国著名学者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全文请见《上海翻译》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胡卫伟, 广西财经学院商务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社会翻译学。

《上海翻译》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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